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2022年，黄河流域地表水Ⅰ-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7.5%，同比提高了5.6个百分点;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2.3%，同比降低了1.5个百分点，黄河干流水质持续改善，首次全线达到类Ⅱ水质。黄河源头、黄河三角洲等区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。1992-2022年，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鸟类物种数量由187种增加到371种。黄河源区退牧还草还湿等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，有效遏制了三江源地区草原退化、草地沙化的趋势。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仍面临着一些多出困难和问题，压力依然较大。

4.产业倚能倚重，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突出

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、煤化工基地，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70%，煤化工行业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80%，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设的7个新能源基地中有4个位于黄河流域，流域产业以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即倚能倚重问题突出。在上中游部分地区，煤化工、焦化、有色金属冶炼、钢铁等“两高一资” (高耗能、高污染、资源性)企业沿黄河干支流集中分布，干支流沿河1km范围内有较多风险源，企业治污设施、环境监管及沿河污染预警水平等尚未完全达到绿色发展要求，流域水环境风险防范压力大。根据2021年数据，黄河流域9个省(区)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产生量分别占全国的47.2%和42.5%，大量工业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以填埋或入库等形式处理，环境风险隐患益严峻。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，仅黄河流域就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1500余万亩(约合100万h㎡），占全国总量的近50%，部分有色金属矿区历史遗留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多，解决难度大。

1.建立协同攻关平台，提高生态保护治理科技支撑能力

黄河流域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敏感、水资源短缺、水沙不平衡、水一土一固复合污染、产业倚能倚重等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，同时还面临着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，吸须加强科技支撑，统筹上下游、干支流、左右岸，解决流域性、区域性的复杂生态环境问题。然而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科研基础相对薄弱，科技资源相对分散，存在科研工作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实用性不强，各自为政、缺乏协同攻关等问题，需要建立黄河流域协同攻关平台，组织多学科交叉、多领域融合的科技攻关团队，系统开展跨学科、跨领域研究，推动黄河流域污染治理范式从“片段化、切块式”向“协同式、整体性”转变。建议围绕应对气候变化、生态系统扩绿增容、三水 (水环境、水资源、水生生物) 统筹管控、水一土一固跨介质多要素协同治理、产业绿色发展转型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、智慧感知决策等重点领域和重大关键问题，发挥黄河流域协同攻关平台作用，取得一批关键性科研成果，在黄河流域城市区域开展应用实践，全面支撑黄河流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。

2.科学诊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因，实现精准施策

黄河全长约5464km，流经9个省 (区)，经过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下游的华北平原其上中下游的气候条件、地貌地质条件、资源禀赋特征迥异，生态环境问题复杂多样，构成了一个庞大、复杂的有机整体，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、水陆间各具特点又相互影响，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治理模式无法达到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目的。建议统筹考虑黄河流域经济社会、人文地理、资源禀赋等基本情况，系统分析新时期黄河流域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变化特征及演变规律，摸清流域生态环境本底，定量刻画黄河流域不同区域、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，综合识别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，深入探究各要素间的深层次关系和相互影响机理，形成科学、准确的认知和整体、系统的判断，为流域科学决策、精准施策提供依据。

3.绿色优先，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

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经济结构、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。在经济上，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相比存在差距，上中下游地区发展不平衡，特别是黄河上中游有7个省 (区)都是发展不充分的地区，经济基础薄弱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滞后。除了搞好大保护大修复，还需协同推进流域高质量发展。建议深入分析黄河流域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耦合机制，立足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，强化“三线一单”的引领作用，明确流域环境承载力的底线，增容经济发展的上限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在生态保护修复的基础上，根据区域特点和定位，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，基于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视角，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路径，以环保治污促经济发展，建立黄河流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模式。